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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丝绸之路上，有一座城市扼守着东西交通的咽喉要道，它既是商贾云集的贸易重镇，也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这就是高昌——一个见证了中华文明向西域扩展的神秘古城。从汉代的戊己校尉驻地，到十六国时期的高昌郡，这座城市经历了怎样的政治蜕变？中原移民的大量涌入如何重塑了当地的社会结构？儒家文化的西传又是如何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最终形成对中原王朝的深度认同？高昌的变迁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中华文明在西域的传播史，它告诉我们一个边疆地区是如何从军事前哨逐步发展为文化重镇的。
天下要冲，兵家必争
要说高昌这个地方，那真是老天爷赏饭吃的宝地。它坐落在现在新疆吐鲁番一带，正好卡在丝绸之路的关键节点上。从长安出发的商队，过了玉门关和阳关，就要在这里选择走南道还是北道。南道从鄯善沿着南山北边，一路向西到莎车；北道则从车师前王廷顺着北山，向西直达疏勒。高昌恰好就在北道的入口处，谁控制了这里，就等于掐住了通往西域腹地的咽喉。
这地方不光位置好，自然条件也是没得说。《魏书》里记载得清清楚楚：＂地多石碛，气候温暖，厥土良沃。谷麦一岁再熟，宜蚕，多五果，又饶漆。＂一年能收两茬庄稼，这在古代可是了不得的事情。地里还长着一种叫羊刺的草，上面能结出蜜来，味道甜得很。当地人还会酿葡萄酒，出产的赤盐味道鲜美，白盐晶莹如玉，高昌人拿来当枕头用，还进贡给中原。
正因为这样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高昌成了中原王朝和北方游牧民族都想要的香饽饽。汉朝和匈奴为了争夺这里，打了一仗又一仗。匈奴每次要进攻西域，都要先拿下车师（高昌的前身），把这里当跳板，然后南下焉耆，直扑西域各国。而汉朝要想控制西域，也必须牢牢抓住这个地方。
从元封三年（前108年）到元康四年（前62年），汉军为了彻底解决车师问题，大规模出兵五次。每一次都是动真格的，人马无数。打到第四次的时候，汉臣郑吉就看明白了，光是打胜仗还不够，得派人长期驻守才行。他上书给皇帝说：＂车师去渠犁千余里，间以河山，北近匈奴，汉兵在渠犁者势不能相救，愿益田卒。＂意思是车师离汉军其他驻地太远，中间还隔着大山大河，北边又紧挨着匈奴，光靠渠犁的汉军救不了急，得增加屯田的兵力才行。
汉元帝初元元年（前48年），汉朝正式＂置戊己校尉屯田，居车师故地＂。这个戊己校尉可不是个小官，专门管西域的屯田和防务。从此以后，车师这块地方算是彻底归了汉朝，当地人＂得近汉田官，与匈奴绝，亦安乐亲汉＂。
到了魏晋时期，戊己校尉这个制度还在继续。晋武帝咸宁元年（275年）六月，＂西域戊己校尉马循讨叛鲜卑，破之，斩其渠帅＂。第二年七月，马循又大破鲜卑阿罗多部，＂斩首四千余级，获生九千余人＂。从这些数字就能看出来，当时高昌的驻军规模相当可观，能打这么大的仗。
十六国时期，高昌先后被前凉、后凉、西凉、北凉这四个政权轮流管着。这时候北方的游牧政权忙着在中原争天下，高昌反倒迎来了相对安稳的日子。但好景不长，到了南北朝时期，围绕高昌的争夺又激烈起来。北魏、柔然、高车、突厥这些政权，都想把高昌抓在手里，好在战略上压制对手。高昌夹在中间，只能看风使舵，谁强就靠向谁，实在是身不由己。
中原移民，重塑格局
高昌能从一个小小的军事据点发展成后来的政治文化中心，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中原移民的大量涌入。这些移民不是三三两两地来，而是一波接一波，像潮水一样涌进来，彻底改变了当地的人口结构和社会面貌。
屯田戍卒是移民的主力军。汉宣帝开始组织大批中原人迁到车师定居，而且人数越来越多。《汉书》记载，汉军打败车师后，＂单于复以车师王昆弟兜莫为车师王，收其余民东徙，不敢居故地。而汉益遣屯士分田车师地以实之。＂车师王和部分民众跟着匈奴东迁了，留下的地方就让汉军屯田兵来填充。
这些屯田兵可不是光棍汉，很多都带着家眷。从土垠遗址出土的汉简能看出来，里面记录了不少家庭信息。比如简二七写着＂里公乘史隆家属畜产衣器物藉＂，简三四写着＂士南阳郡涅阳石里宋钧亲，妻玑年卅，私从者同县籍同里交上＂。这个叫宋钧的人，不光带了老婆，还有＂私从者＂，估计是仆人之类的。简三九还能看到＂女子二七，男子十＂的字样，明显是在统计家属人口。
到了西汉末年王莽时期，住在车师地区的官吏、屯田兵和家眷加起来有两千多人。《汉书》记载，匈奴南将军带着两千骑兵进入西域，＂尽胁略戊己校尉吏士男女二千余人入匈奴＂。两千多人，这在当时可是个不小的数字。
魏晋时期，高昌的屯田规模更大了。从高昌壁一直到交河壁，形成了一大片屯田区。戊己校尉和北方游牧部族打仗时动辄就是＂万计＂、＂四千余＂、＂九千余＂的规模，说明当时整个高昌地区的军民人数相当可观。
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给高昌带来了新一轮的移民潮。中原战乱不断，很多人就往西北跑，从武威到敦煌，再到高昌，一路寻找安全的地方。这时候来的不光是普通百姓，还有不少中原大族。
高昌张氏就是个典型例子。从吐鲁番出土的墓志能看出来，张忠、张端父子的墓表都明确写着籍贯＂敦煌张氏＂。按照日本学者关尾史郎的考证，早在东汉、曹魏时期，张恭、张就担任戊己校尉驻守高昌壁的时候，张氏一族可能就已经从敦煌迁到高昌了。有一块《高昌延昌十二年张阿□墓表》写着＂原出敦煌，功曹后也＂，这里的＂功曹＂指的就是曹魏时期的戊己校尉张恭。
麹氏也是高昌的大家族。按照姜伯勤的考证，麹氏可能在两汉时期就有人移居高昌了。前凉时期发生了麹儒叛乱，张轨平定叛乱后，麹氏族人成了重点打击对象，六百多家被迁到高昌。这一下子就给高昌增加了好几千口人。
除了张氏、麹氏，还有阴氏、氾氏、令狐氏等大族也都从河西迁到了高昌。这些人在高昌的政治舞台上都很活跃。从《高昌建昌元年斌芝造寺碑》能看到不少高昌国高官的名字：高昌王麹宝茂、令尹麹乾固、冠军将军兼屯田事麹绍微，还有长史威远将军领民部事马某、长史威远将军领祀部事阴某、长史大漠将军领主事氾某等等。
氾氏的来历在《敦煌氾氏家传残卷》里记得很清楚：＂河平元年（前28年）自济北卢县徙居敦煌，代代相生。遂为敦煌望族，孝廉纪世，声誉有闻。＂令狐氏本来出自太原，汉末时令狐迈被王莽杀了，迈的小儿子逃到敦煌，后来在那里发展成大族。前凉张轨时期的令狐浏就担任过治中，在平定麹儒叛乱时还献计说：＂夫除恶人，犹农夫之去草，令绝其本，勿使能滋。今宜悉徙，以绝后患。＂
这些名门望族为了躲避战乱，从中原迁到河西，再从河西迁到高昌，占据了高昌社会的上层。跟着他们一起来的，还有大批追随者，包括仆人、商户、佃户、手工业者等等底层民众。这样一来，高昌的人口不断增加，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根本性变化。
原来车师是以车师王族、贵族、平民、奴隶为主的土著社会结构。汉军占领后，车师王和大部分民众跟着匈奴东迁了，留下的地方被汉朝的戊己校尉和屯田兵占据，形成了以中央任命的官吏、屯田戍卒和平民百姓为主的新结构。
到了十六国时期，随着中原和河西世族的大量迁入，高昌土著的影响力受到很大冲击。不过他们也不是完全没有地位，前秦苻坚攻下凉州后，就任命了一个叫杨干的高昌土著当高昌太守，说明当地土著在社会上还是有一定分量的。
这些迁入的世族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彼此之间经常联姻。张文智就娶了＂夫人扶风马氏＂和＂夫人张掖巩氏＂，张归宗娶了索氏，索演孙娶了张氏，张孝贞也娶了索氏。这些联姻织成了一张复杂的关系网，让这些世族牢牢控制着高昌的政治经济，成为当地的统治阶层。
经过几百年的发展，高昌从原来以土著为主的社会，变成了以中原汉人为主体的新社会。这种变化不光是人口数量的增减，更是整个社会结构的重组，为后来儒学在高昌的传播和高昌对中原的国家认同奠定了坚实基础。
儒学西传，文化认同
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儒学就成了汉朝的国家指导思想。白虎观会议更是确立了儒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特殊地位。儒学不光是一套学问，更是一整套政治理念和道德规范，它教人忠君爱国，讲究礼义廉耻，强调大一统的观念。随着汉朝对西域的经营，这套思想也逐渐传播到了高昌。
汉武帝设置＂河西四郡＂后，通过移民、屯田、兴修水利、办学校、修烽燧等各种手段，把河西地区纳入了农业社会的郡县制度。儒家文化也跟着传到了河西。孔奋、班彪这些经学大家，蔡茂这样的儒士，都曾经在河西著书立说，传播儒学。河西成了儒学向西传播的中转站，为儒学进一步传入高昌创造了条件。
西晋末年中原大乱，很多人逃到河西避难，有些甚至跑到了高昌。这些人把儒学思想也带到了高昌。十六国时期，高昌先后被前凉、后凉、西凉、北凉管着，这些政权的统治者虽然有胡有汉，但都很重视儒学。
前凉张轨就是个典型。他重用儒士段业，还把宋配、阴充、氾瑗、阴澹这些有学问的人当作心腹谋士。更重要的是，他＂征九郡胄子五百人，立学校，始置崇文祭酒，位视别驾，春秋行乡射之礼＂。崇文祭酒这个官职地位很高，跟别驾一个级别，专门负责教育和文化事务。春秋时期还要举行乡射之礼，这都是儒家的传统仪式。
东晋咸和二年（327年），前凉张骏打败了戊己校尉赵贞，＂以其地为高昌郡＂。高昌郡的设立意义重大，不光是在行政建制上让高昌跟内地成为一体，也让具有地域特色的高昌汉文化随着当地中原汉人的定居而逐步形成。
西凉国主李暠更是大力发展儒学，＂立泮宫，增高门学生五百人＂。泮宫是古代的学校，能容纳五百个学生，规模不小。李暠还在高昌郡设置了博士一职。从吐鲁番出土的西凉嘉兴四年（420年）残文书里，能看到＂博士秦颉＂的字样。
博士这个官职在古代很重要。《文献通考》说：＂经学博士。汉郡国皆有文学掾。历代多阙。唐府、郡置经学博士各一人，掌以《五经》教授学生，多寒门鄙儒为之。＂高昌郡设置博士，就是为了传授儒学，从中选拔有学问的人参与地方治理。这样一来，儒学在高昌就有了正式的政治地位。
儒学在高昌传播的过程中，不光是知识的传授，更是价值观念的传播。儒学强调＂正统＂和＂正名＂的思想，认为天下应该有一个正统的君主，各地的政权都应该接受这个君主的统治。这种思想对十六国时期的西北政权产生了深远影响。
前凉开国君主张轨就是个典型例子。他趁着中原大乱起家，但始终拥戴晋愍帝司马邺，翼护西晋皇室。晋愍帝建兴元年（313年），张轨被册封为西平郡公。临死前，他还嘱咐后人要忠君报国：＂吾无德于人，今疾病弥留，殆将命也。文武将佐咸当弘尽忠规，务安百姓，上为报国，下以宁家。……善相安逊，以听朝旨。＂
张轨的儿子张实、弟弟张宴都遵从他的遗言，以匡扶晋室为己任。刘曜围攻长安的时候，张实派遣将军王该率兵救援京城，晋愍帝很高兴，封他为都督陕西诸军事。晋愍帝要投降刘曜的时候，还专门下诏给张实，让他＂挟赞琅邪，共济艰运＂，支持琅邪王司马睿。张实＂以天子蒙尘，冲让不拜＂，坚持不接受这些封赏。
张轨的族弟张肃更是忠心耿耿。刘曜多次攻打长安，张肃请求当先锋去打刘曜，为朝廷效力。张实因为他年纪大了，不让他领兵出征。张肃说：＂狐死首丘，心不忘本；钟仪在晋，楚弁南音。肃受晋宠，剖符列位。羯逆滔天，朝廷倾覆，肃宴安方裔，难至不奋，何以为人臣！＂建元二年（316年），刘曜攻破长安，晋愍帝投降，西晋灭亡，张肃听到消息后＂悲愤而卒＂。
张轨这一家人的表现，体现了儒学忠君思想在西北地区的深度传播。即使在西晋灭亡之后，前凉的统治者依然远宗东晋皇帝为君，从不背离君臣之纲，以示对晋室的认同。
其他西北政权也是如此。西凉、后凉、北凉都纷纷臣属中原政权，将其奉为正朔，受封纳贡，以示尊崇，为自身政权＂正名＂，以彰显所谓的＂正统性＂。
儒学在高昌的传播，不光是书本知识的传授，更是一种政治文化的传播。它教会了当地人什么是君臣之义，什么是忠孝礼义，什么是大一统的观念。这种思想逐渐深入人心，成为高昌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政治蜕变，制度演进
高昌的政治制度变迁，就像一部活生生的历史教科书，记录着中原王朝如何一步步将边疆地区纳入自己的统治体系。从最初的戊己校尉军事管理，到后来的高昌郡民政治理，这种变化不光是行政建制的改变，更是政治观念和国家认同的深刻转变。
戊己校尉制度的建立，标志着汉朝对高昌地区管理方式的重大变化。以前车师虽然名义上归附汉朝，但实际上还是半独立状态，时降时叛，让汉朝很头疼。汉元帝初元元年（前48年）设置戊己校尉后，这种局面彻底改变了。戊己校尉不光管军事，还管屯田，实际上就是一个军政合一的地方长官。
《后汉书》记载，班超平定西域后，＂复置戊己校尉，领兵五百人，居车师前部高昌壁，又置戊部候，居车师后部候城，相去五百里。＂一个戊己校尉，一个戊部候，分别驻守在高昌壁和候城，相距五百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防御体系。
这种制度的好处很明显。戊己校尉直接由中央任命，对皇帝负责，不像以前的车师王那样可能叛变。屯田制度解决了驻军的后勤问题，让汉军能够长期驻守。更重要的是，随着屯田兵的增加和家属的迁入，高昌地区的汉人越来越多，逐渐形成了以汉人为主体的社会结构。
魏晋时期，戊己校尉制度继续发挥作用。晋武帝咸宁年间，鲜卑族经常侵扰凉州，切断西域与中原的交通。戊己校尉马循多次出击，大破鲜卑部落。咸宁元年（275年）六月，＂西域戊己校尉马循讨叛鲜卑，破之，斩其渠帅＂。咸宁二年（276年）七月，马循又＂斩首四千余级，获生九千余人＂，打得鲜卑族力量大减，西域与中原的联系得以恢复。
东晋咸和二年（327年），前凉张骏击败戊己校尉赵贞后，做了一个重要决定：以其地为高昌郡。这个决定看似简单，实际上意义重大。从戊己校尉到高昌郡，虽然只是名称的改变，但背后却是管理理念的根本转变。
戊己校尉是军事机构，主要任务是屯田和防务，带有明显的军事管制色彩。高昌郡则是正式的民政机构，跟内地的郡县完全一样，有郡守、郡丞、主簿等完整的行政体系。这意味着高昌从军事前哨变成了正式的行政区域，从边疆要塞变成了内地郡县。
前凉、后凉、西凉、北凉这些政权统治高昌时，都沿用了郡县制。他们任命太守管理高昌郡，设置各种官职，建立完整的行政体系。《资治通鉴》记载，前秦苻坚攻下凉州后，对原来的官员＂皆随才擢叙＂，其中就有＂高昌杨干为高昌太守＂。杨干是高昌土著，能当上太守，说明当时的政治制度已经相当成熟，不光是汉人，土著精英也能进入统治层。
这些地方政权虽然割据一方，但在政治观念上都认同中原王朝的正统地位。前凉张轨家族始终以晋朝臣子自居，即使西晋灭亡后，也远奉东晋为正朔。西凉李暠、后凉吕光、北凉沮渠蒙逊等人，也都接受中原王朝的册封，以此来证明自己政权的合法性。
这种政治认同不是表面功夫，而是发自内心的。《晋书》记载，前凉统治者经常派使者向晋朝朝贡，汇报西域情况，请求册封。他们在公文中自称＂臣＂，在年号上使用晋朝正朔，在仪式上遵循中原礼制。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南北朝时期。
到了南北朝时期，高昌出现了以阚氏、张氏、马氏、麹氏为代表的地方割据政权。这些政权名义上独立，实际上都在中原政权与北方游牧政权之间寻求平衡。它们一方面要面对柔然、高车、突厥等游牧政权的军事压力，另一方面又要维持与北魏、东魏、西魏等中原政权的政治联系。
麹氏高昌国是这个时期最典型的代表。麹氏家族本来是从河西迁来的汉人世族，深受儒家文化影响。麹氏高昌国的政治制度完全模仿中原王朝，设置王、令尹、长史、司马等官职，建立文官武将分工的行政体系。从《高昌建昌元年斌芝造寺碑》能看出，高昌国的官制相当完备：有管民政的民部、管军事的武部、管外交的主客部、管司法的都官等等，跟中原王朝的六部制很相似。
更重要的是，麹氏高昌国在文化上完全认同中原文明。他们使用汉字，采用中原历法，遵循儒家礼制，甚至在建筑风格、服饰样式、生活习惯等方面都跟中原保持一致。这种文化认同最终转化为政治认同，成为后来唐朝重新统一西域的重要基础。
高昌政治制度的演变，反映了中华文明向边疆地区传播的历史进程。从戊己校尉的军事管制，到高昌郡的民政治理，再到高昌国的自治管理，每一步变化都伴随着政治观念的深化和国家认同的强化。这种变化不是外在的强制，而是内在的自觉，是文化认同导致的政治认同，是儒家思想熏陶下的政治自觉。
参考资料来源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房玄龄等：《晋书》，中华书局，1974年魏收：《魏书》，中华书局，1974年侯灿、吴美琳：《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巴蜀书社，2002年黄文弼：《吐鲁番考古记》，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5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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